2019年11月10日6时许，时某在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某快餐店工作时，其放在收银台处一部价值1722元的手机被盗。同日17时许，时某报案，民警经侦查发现一男子在该快餐店盗窃手机后进入附近一网吧，使用付某的身份信息上网。2020年5月8日，付某被抓获，次日被取保候审。付某在公安机关表示认罪认罚，且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。2020年6月15日，案件被移送至绵阳市涪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【检察履职】

第一，保障权利，细致审查。

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，检察官向付某说明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法律后果；告知其享有获得辩护律师辩护或者值班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权利；告知轻罪案件虽然刑罚较轻，但仍会在个人档案中有记录，对其有不利影响。随后几天，付某多次来电咨询，检察官从情、理、法的角度，讲解刑事案件的性质、检察机关公诉和法律监督职能等。

在此基础上，检察官重点审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，向付某核实其是否充分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、是否充分了解所认之罪的性质及由此可能要承担的法律后果、侦查机关是否存在违法取证等情况。在此过程中，检察官发现付某的反应存在异常。检察机关迅速安排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。付某表示，因为不清楚被定罪的后果，当侦查人员告知“事情不严重，赔钱就可以回家，否则将被关押”时，他才“供述”了盗窃经过，编造了“销赃”过程。

检察官认真审查侦查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，发现除付某的有罪供述外，其他证据的证明力较弱，且有诸多疑点。为此，涪城区检察院启动侦查活动监督程序。

第二，主动调查，查明真相。

为查明案件事实，围绕证明付某是否有罪、侦查机关取证合法性等问题，检察机关主动调查核实。检察官仔细审查付某的辩解内容，根据生活、出行以及消费方式，要求付某提供其活动轨迹的证据或线索。检察官在其手机内发现有共享单车骑行数据，并找到了案发当日和前一日其在眉山市的骑行记录。随后，检察官到眉山市调查核实，了解付某的生活信息、活动轨迹，发现付某案发前后一直在眉山市生活、工作。

为此，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，提出了17项补充侦查事项。通过补查发现，犯罪嫌疑人在绵阳结束上网的时间，与付某在眉山与同事通话的时间，间隔仅1小时。绵阳与眉山两地相距200多公里，付某当月没有公共交通出行记录，他也不可能当天在1小时内驾车从绵阳到达眉山。同时查明，付某于2016年、2018年因身份证丢失，补办过两次。

至此，办案人员查明了真相：2019年11月10日，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到网吧上网至中午。而付某于案发前后均在眉山市，不具备作案时间，没有实施盗窃行为。因付某曾在绵阳上学期间丢失过身份证，犯罪嫌疑人使用付某的身份信息登记上网，侦查人员由此错误锁定了付某。

第三，正确处理，建立机制。

查明真相后，检察机关以无犯罪事实为由，对付某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，监督公安机关撤销取保候审，发放赔偿款，对时某手机被盗案重新侦查，并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。同时，检察机关出台了认罪认罚案件证据细节审查制度，涵盖引导取证、证据开示、诉讼监督等内容，推进认罪认罚案件风险全域化管控，构建认罪认罚案件防错机制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第一，案件有分殊，证明标准无区别。所谓的“大案小案”“繁案简案”，只是涉案标的、办案模式等不同，但在证明标准上不应有区别。对于小案的审查办理也要“求极致”，不能因为案件“小”、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，而放松对全案证据的审查，降低证明标准。

第二，全面用心审查，确保认罪认罚自愿真实。认罪认罚的本质在于“自愿”。面对一份有罪供述，检察机关要仔细审查以下内容：办案人员是否充分告知和保障案件当事人合法权利；犯罪嫌疑人是否正确理解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；取证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，言词证据能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。要结合事实、证据和律师意见，综合审查判断，以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，保证有罪供述的真实性。

第三，延伸办案触角，保障案件质效。在审查案件时，检察机关采用主动调查核实的方式，依法收集证据，查明事实，并与引导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方式相结合，推动全面提升执法和司法办案水平和效率。

（本报记者曹颖频?通讯员熊妮娜?郑鸿燕）